醉吟先生白居易劝酒的路数原来有这么深的心思

中唐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以锐意的现实主义诗歌彪炳史册，一首《卖炭翁》等诗歌写尽世间的艰辛，一则《轻肥》把奢靡腐朽的宦官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积极入世的伟大诗人，却有数百篇以醉为题的诗酒佳作广为流传，尤其一首《劝酒》，向我们展现出一个诗性灵魂的白乐天放意文酒的内心世界。

 

白居易，字乐天，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与元稹、刘禹锡等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即主张诗歌创作应当以“情”为根本，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以比兴美刺为传统，重视诗歌的显示内容和社会作用。

 

当然，新乐府运动只是白居易希望改良社会、兴利除弊的文化工具而已，因为年轻有为的白居易是把整个青春和生命全部献给了辅佐唐宪宗，期冀唐代中兴的实现。

 

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系出名门，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之仍孙，但从他爷爷白锽起开始敦崇儒业，到了白居易这一代，已经是名动一方的书香门第。白居易不仅博学多才，而且精于诗文，被召入翰林学士。很快，他又被唐宪宗钦点为左拾遗。

 

白居易对于左拾遗的岗位有深刻的认知。他在一次给皇帝的奏疏中分析说，左拾遗是一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要讽谏皇帝，对皇帝的过失要及时提醒，下要监督百官，凡百官有不合道义、不合时宜的事情，立即向皇帝报告，但这个岗位的官秩却极其卑微，收入十分微薄。为什么会这样?他分析说，身居高位的人爱惜自己的高位，就会谨言慎行，财富充裕的人明哲保身，就会凡事隐忍。只有身份卑微的人才会仗义执言而无所畏惧。

 

任左拾遗期间，他果然多次直言上谏，直刺弊政，得罪了许多人，唐宪宗也对他屡感不爽。唐宪宗有一次对人说，“白居易小子”是我把他提拔到这样一个显著的位置，他却多次对我无礼，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但唐宪宗为了不阻塞言路，最终还是包容了他。

 

后来，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他上书主张严惩凶手。但此时他已经不是左拾遗，没有了言官的职责。因为他的秉公耿直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当即有人批评他越职言事，继而有人捏造诽谤出许多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在任职江州司马期间，他创作了《琵琶行》，诗中的琵琶女与他同病相怜，不禁叫他潸然泪下。

 

之后的白居易宦海沉浮，见惯了人情冷暖，他转而过上了放意文酒、闲云野鹤的生活。

 

他曾经仿照陶渊明的饮酒诗，创作过一组《效陶潜体诗》。其中有一句：“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意何成?”在醉与醒之间，他无意间显露了他的两面人生。因为白居易尽管后半生坎坷飘零，但他并不完全在意，而是有自己一套善于自我调节的精神体系，能够使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以，白居易的酒诗又有他独特的一面。他自称“醉吟先生”，与刘伶、陶渊明一样嗜酒如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醉吟先生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自画像：他在独自吟诵《咏怀诗》之后，“吟罢自晒，揭瓮拨醅，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一副沉湎于酒中的样子。他甚至在《效陶潜体诗》中说：“愿君且因酒，勿思身后名!”境界比李白的“惟有饮者留其名”还要狂放。

 

白居易的酒诗多以“醉”为名，认为饮酒可以让人对世事释怀，使人忘却烦恼。这个“醉”，不是不能自拔的沉醉，而是饮酒个人带来的快乐，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闲适。

 

《劝酒诗》正是白居易诗酒世界的一个完整表现。

 

诗歌开篇劝人饮下三盏，形象描述了对方由推辞、到动摇、再到饮酒的情状。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他既而劝道，人一天天变老，但人在醉酒的时候是比清醒的时候要快乐的。

 

为什么会如此?他说“天地迢迢日长久，白兔赤乌相趋走”，人在天地之间，匆忙一生，只有停下来喝上三盏酒，忽然会发现“身后堆金到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尘世间的欲望只会让人陷入沉重的生活，而饮酒却可以让人超脱时间和空间的羁绊，享受片刻的超凡脱俗。

 

在诗尾，他巧妙借用了陶渊明沽酒买醉的典故，把人生苦短、功名空虚、及时行乐的情愫在此刻戛然点题，意境瞬间有了高古之趣。

 

在诗中，白居易描写了一个脱离世事的醉酒世界，但同时也隐含了入世者的内心。因此诗歌的意味就在这出世和入世之间，讲出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普遍存在的精神世界。

 

表面上看，出世和入世是中国文人对立存在的精神面貌，但实际上二者又是统一的，甚至是和谐存在的，那就“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个人的修养和精神世界一定要足够强大，才能抵御外界的挫折、诱惑，以及异化。“外王”，是指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一定要有益于社会、或者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

 

因为有了“内圣”，白居易在身居左拾遗之时，能够刚正不阿;在宦海沉浮时能够不以为然，谈酒论经;在晚年大隐洛阳，诗酒自适。多面的诗酒生活，构成了白居易别具一格的精神世界。

 

“外王”则是白居易坚若磐石的行为准则，左拾遗时能够秉公直谏;杭州刺史时疏浚枯井和西湖，离任时还留下一笔俸银作为官库的一笔基金用于治理湖水;在任苏州刺史时能够开凿山塘河，疏浚水陆交通。

 

而饮酒赋诗，才是白居易在平衡出世与入世之间最好的媒介。白居易另有一首诗作《劝酒寄元九》，恰恰可以与此诗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