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老窖、仙潭等强势介入 瓶贮牌能否破年份酒僵局？

湖南湘窖的“瓶贮足年年份酒”到仙潭“酿造年份+灌装年份”双标注法打造真年份，再到泸州老窖携高端酒国窖1573瓶贮“新政”参“战”。在“年份酒”乱象之下，被叫好的瓶贮年份酒却因为诸多尴尬而难以被推广。即使如此，也有行业人士承认其先进性。

被叫好的“瓶贮年份酒”面临五大尴尬
1月4日， 泸州老窖正式发布《关于国窖1573经典装瓶贮年份酒2017年度价格体系的通知》，让行业再度将关注的目光”瞄向”瓶贮年份酒,但瓶贮年份酒概念自2014年在行业首现以来便备受争议。
为之叫好者认为这是白酒诚信和高品质的体现，让年份酒的真实性得到保障，也让年份酒的监管变得简单易行。甚至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年份酒标准“难产”的情况下，出台“瓶贮年份酒”被认为是目前最笨也是最有效的生产“年份酒”的方法，算得上是用最简单的方法保证了年份酒诚信问题，让消费者也能更明明白白地消费年份酒了。
但即使在老酒市场按出厂年份论价已经成为了“潜规则”、普通消费者比较认可瓶贮年份酒概念的当下，绝大多数白酒企业却不愿意主动推广“瓶贮年份酒”。
深究其中原因，除了瓶贮年份酒的出台是因为年份酒标准“难产”的结果外，瓶贮年份酒还面临这些尴尬：
尴尬一：大量占用资金
目前老酒市场虽颇有前景，但是大部分瓶装老酒都是在经销商手上，老酒生产储备本身就占用大量资金，销售量又远不如普通酒，面对如此境地，所以很多酒企迟迟不愿意推出瓶贮年份酒。
尴尬二：品质提升效果略逊
在相同时间内，在陶坛储存的酒老熟速度和在玻璃瓶中储存的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在陶坛中储存三个月就超过玻璃瓶中半年的效果，也就是说在玻璃瓶中储存的酒的品质其提升效果远不如在陶坛中明显。那么，作为酒企自然更愿意选择在坛中储存而不是瓶中。
尴尬三：监管依旧缺失
现在各个企业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出于企业自发的行为，自然，作为年份酒标准难产结果的瓶贮年份酒也面临着诸多尴尬。关于“瓶贮年份酒行业标准”的相关政策一直未出台，没有明确的监管制度，这也造成了瓶贮年份酒至今不具权威性。
尴尬四：缺乏可追溯性公正力
有的酒企虽然现阶段在年份酒方面的“先行一步”得到业界认可，但究其根源这些酒企的标准都是由自己联系公正机构公正，而没有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溯源标准，而如何构建溯源体系也成为瓶贮年份酒推广的重要环节。
尴尬五：按瓶贮年份定价缺乏有效参考

老酒按瓶贮年份定价是市场自发行为，现在有部分企业出台关于老酒的定价准则，这个定价标准很难统一，大家也无法互相借鉴参考。即使是生产企业也很难证明2007年生产的酒与2008年的酒两者之间酒质的差距有多少。

年份酒标准不出，尴尬的瓶贮年份酒仍具先进性
然而，在年份酒标准迟迟不能出台的情况下，也有行业人士指出：能够出一个瓶贮年份酒的定义，也是对年份酒市场乱象的一个规范。而且在田卓鹏、邹江鹏、欧阳千里等行业人看来瓶贮年份酒仍具一定先进性。
田卓鹏：高端酒当下更适合打“瓶贮”牌
瓶贮年份酒的普及要从标准化、体系化、权威化、诚信化四个方面来实现，在做到这“四个化”的基础上，瓶贮年份酒才可能有良性、健康、有序的发展。从发展的角度，国家应对瓶贮年份酒进行试点操作，而瓶贮年份酒能不能流行起来，主要还是取决于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转换。只有当大批量的3年、5年、8年的瓶贮酒出来，才能够真正地让瓶贮酒流行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小企业推瓶贮酒可以实现企业的差异化营销，但是更需要有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来来引导，所以泸州老窖、茅台这种年份定价体系，对于行业是有引导意义的。由此，我认为，瓶贮酒的趋势应该是先高端后低端，附加值高的高端酒率先推行瓶贮酒意义更大。

邹江鹏：瓶贮年份有望解决年份酒诚信问题
瓶贮年份酒定义，是鉴定年份酒最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这是中国白酒首次清晰定义年份酒，具有历史意义。瓶贮年份提出之后，从灌装后开始计算贮存年份，将可以出售的成品酒整体贮存，防止在这个过程出现虚报“年龄”的做法，用最简单的方法保证了年份酒诚信问题。
我个人认为年份酒的完整标注应该是“酒体配方年份标注+灌装年份+酿造年份”标注，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一家能够做到这样的标注。现在绝大多数的酒企业都没有任何关于年份信息的标注，只看到四川仙潭酒业做到了“灌装年份+酿造年份”标注，丰联集团文王酒业做到了“酒体配方年份标注”。
欧阳千里：瓶贮年份酒更适合小众产品
瓶贮年份酒是小众产品，难以被大众消费者所接受。首先，瓶贮年份酒是年份酒标准缺失下的产物，难以取信于民。其次，酒企贮存年份酒，明则捍卫标准，实则营销溢价。再次，瓶贮年份酒难以量化检测，仅依靠企业诚信难以做大。最后，瓶贮年份酒是营销概念的提升，并非是产品本身及营销思路的改变。瓶贮年份酒仅仅是营销概念的提炼，无先行者的优势，无后来者的壁垒，很难引发行业内强势酒企的响应，也就难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认知。